北京中科忽悠 https://m.sohu.com/a/110057289_119104明清之际，马铃薯、玉米被引入我们国内。因它本身旺盛的生命力，插入泥土便可收获，远远高于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很快便被广泛的种植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从而促成了，明清之际华夏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再有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所依赖的个人电脑、智能手机、以及互联网的“原产地”都在美国；甚至某些相关的核心技术，至今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其实，在我们几千年漫长的文明史中；类似这种舶来品出现的数量其实是数不胜数的。尽管如此，我们华夏文明的传承并未因此受到多大的影响；更不会有人去质疑：我们今天发达的互联网经济不是美国人，而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所创造的，这一事实。
有趣的是；当小麦原产地、青铜冶炼技术的起源，被考古证实发生在近东的时候，“商文明是在西方文化地催生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甚至于“商文明的西来说”，受到了大批专家学者的盲目追捧。
不容否认，我们步入文明阶段的年代，较之其他几大文明是要晚一些的；我们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化过程中，是很有可能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推动的；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推动性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远离那个年代以后；从这种推动性作用本身去看，我们是很难做出准确结论的。何炳棣做过一本书——《东方的摇篮》。针对上文我们提出的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纵然我们的古代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舶来品，其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它们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去推动我们步入文明阶段的演化；或者说是文明要素的出现。
正如此时此刻的钱君，在笔记本上敲下这些文字去探索，五千年前我们华夏文明曙光初现时的历史；其实与两千年前，司马迁在竹简上著就了《史记》；三千多年前商人在甲骨上留下了甲骨文，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钱君不过是借用了现代化的工具，使用着由甲骨文演化出的新型的汉字，去秉承我们写史的传统而已。由钱君看来：虽然我操纵的是源自美国技术的电脑、敲打出的是简化的汉字，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依然是无伤的。
当然，以上推论的成立，是应该具备一定的前提的；即，主体文化的足够强势。当外来的文化因素引入时，主体的文化如同一块巨大的磁铁，足以将这些外来的因素吸附在其表面、融入到自己的磁场之中，从而使主体文化更加强大；而不会被外来的文化因素喧宾夺主，取而代之。
早在两万年前已经出现的中国文化的基层
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张光直教授已经明确地指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基层，其实是早在两万年前的原始部落时期已经形成了的“萨满教”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刻，不止在三代时期，乃至当今社会，都留下了深刻地烙印。关于这种影响，钱君将从三个层面去详加阐述：
其一，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何谓“‘萨满教’的宇宙观”？
“萨满教”的宇宙观其实是一种巫术的宇宙观；在原始部落时期，出于对自然、宇宙的敬畏，由“通过‘巫’通天”的仪式，而转化来的原始的信仰；同时它也反应出，原始部落时期的人，关于自己与动物、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认识。
在“萨满教”的宇宙观中：人与动物、以及周边的环境，同为一个有序的运行的宇宙的一部分。这种宇宙观被我们的先人总结为，阴阳理论、八卦，进而汇成了《易经》；以至于传至后世，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的筷子；我们在工作中看重“关系”的重要性；都是受到这种宇宙观影响的直接体现。
其二，今天的考古学已经足以给出充足的证据，去证明：印第安人的祖先其实是在距今两万年前后，通过白令海峡由亚洲大陆迁徙到美洲的。
许久之前，钱君曾做过一篇小文。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为指导去探寻，我们华夏文明与印第安人古文明间相似性的根源。其实将这两种文明上推到两万多年前，同在亚洲大陆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底层。这种文化底层已经渗入到，由这种文化而繁衍出的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之中，构成了这许多群体的“集体无意识”，进而推动两种文明，走向了相似的文明演进历程。这种文化底层，便是张光直教授所提出的“萨满教”的宇宙观。
其三，《尚书·吕刑》中记载了一次关于“重黎二神绝天地通”的“宗教改革”；即，帝颛顼通过把天子与巫师的职能集于一身，而起到了强化天子权力的作用。
《国语·楚语》对这次“改革”进一步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一方面解释了通天地的方法与工具；另一方面还点明了通天地的政治意义。从而体现出，商周时期“君权”与“萨满教”神权统一的本质。
在考古发掘中经常见到的青铜酒器，正是巫师在通天地时所使用的法器（巫师通天地时，要借助酒来达到致幻的效果）；而大型青铜器同样是处于宗教的目的而冶炼出的，都是最直观的证明。
其实，这种文化基层与华夏文明间传承关系的体现，还远不止如此。
从考古学所提出的证据，看到的文化间的传承关系
同样，当我们立足与考古学所提出的证据，我们已然可以看到一个大致清晰的文化序列：从仰韶、龙山、、二里头，直到殷商二里岗和殷墟期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序列中，难免地存在着一些文化上的差异，然而其文化传承的脉络是不容置疑的。以至于，李学勤教授便从中发现了我们的汉字经由陶器刻画符到甲骨文的演变。
这些都足以证明，西方文明的因子对华夏文明的产生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当然，对于某些学者所提出的，小麦、青铜器在华夏本土独立起源的学说，钱君也不太能够认同。
小麦、青铜器在华夏本土独立起源说的否定
正如二战后期的美国，向日本本土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小男孩”和“胖子”（为避免平台不给予收录，只用别名代指，相信大家能够明白钱君所指），这种基于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发展来的技术，首先在美国获得了突破。随后在俄罗斯、中国，也出现了这一技术；在我国，我们将这一技术的成果被称之为“邱小姐”。毫无疑问，我们的“邱小姐”，和美国的“小男孩”、“胖子”，均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技术，然而其理论的基础却又都是源自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小男孩”，还会不会有我们的“邱小姐”，这是很难去讲得清的。
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农作物的驯化上。首先，基于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各地区可供驯化的农作物品种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次，农作物的驯化又是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怕是总要几百年，才能够实现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农作物一旦在某一个地区取得了驯化的成功，其波浪式地推进传播的速度却是极其惊人的。
钱君以为，与其对以上两种“天堑”视而不见；倒不如用心地去发现，我们华夏文明在萌发的过程中，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演化历程。再去看这历程中，是否存在着这种舶来的文化所遗留下的印记；或者，这种印记到底有多重。
中西方文明演化过程中的差异
与我们普遍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美国考古学界普遍采用的，是埃尔曼·塞维斯的“四个联盟”阶段。当肯特·V.弗拉雷利为其“四个联盟”中“国家”进行定义的时候，提出了“国家”（可同视之为文明）的两个先决条件：首先，在国家的组织上，由地缘关系取代了原有的血亲纽带；其次，合法的暴力机构。
当我们用这两条标准，去界定我们历史上“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期时，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直到“商鞅变法”之后，才真正的出现了西方标准意义上的“国家”。可见，中西方之间文明的演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
事实上在我们古代社会中，我们的血亲关系不是趋于淡化的，而是在逐步加强的；甚至于，当我们华夏文明起源时，在阶级分化和财富积累过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古代社会中的阶级分化和财富的积累，其实是巫师们通过对祭祀法器的独占来实现的；在西方社会，文明的演变却是建立在生产工具的革新、交换的发展上的。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忽视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于文明的演变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当然，这样的说法也并不意味着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认可，这种推动作用是由舶来的西方文化因素实现的。
相对闭塞的地理因素，为华夏文明的萌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发生的；在我们今天的地图上，可以很直观地体现出来；这种地理环境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从今天考古发掘中所见的，华夏文明“满天星斗”式的多地起源说越来越被更多的教授学者们所认可。便在这广阔的天地间相互碰撞，进而孕育出了华夏文明。
最直观的体现，便是黄河流域的夏商周三代。
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如后世朝代间更迭的关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三代其实是平行发展的。即：在夏王国的中后期，商王国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而存在了；同样，在商王国时期，夏王国虽然丧失了其作为共主的地位，也依然作为商的一个诸侯国延续了下来，而周王国也在商代的后期，以商统属下的一个诸侯国的形式开始崭露头角。
我们所看到的，三个王国之间通过斗争与交融，进而推动三代时期华夏文明进步的历程，这一事实；正体现了，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华夏文明初现时，正是这一地域内诸多“大同而小异”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进而推动华夏文明的产生，这一历程的再现。
